星云大师：一笔字的因缘
2009年年底，徒众如常法师为我举办了“一笔字书法展”，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，说起这个因缘，还是拜疾病所赐。
我这一生与病为友，50几年前，因倡导影印《大藏经》，把腿压坏了，医生说恐有锯断之虞。我当时想：失去双脚，正好可以专心写文章。后来，心脏出了问题，我也想，正好体会“人命在呼吸间”的可贵。
40多年前，我因过度饥饿罹患了糖尿病，数十年来倒也相安无事。只是这些年糖尿病并发症使视力逐渐减弱，人事物渐渐看不清了。经过美国明尼苏达州梅约医院的诊断，说我受了糖尿病的影响，眼底完全钙化，没有医好的可能了。
今年五六月间我在佛光山，因为眼睛看不清楚，不能看书，也不能看报纸，那做什么事好呢？想到一些读者经常要我签名，有些朋友、团体也要我替他们签署、写字，“那就写字吧！”因为看不清，只能先算好字与字之间的距离有多大，一挥而就。如果一笔写不完，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了。不管要写的话有多少字，只有凭着心里的衡量一笔完成，才能达到目标，所以叫“一笔字”。
说到写字，80多年前，我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贫穷家庭，没有进过学校。虽是童年出家，寺里的老师对我们的管教非常严格，不准我们随便把眼睛睁开。如果睁开眼睛看，他会说：“你看什么？哪一样东西是你的？”因此我经常闭起眼睛1 0天、半个月不看。
老师不准我们看，也不准我们说。正值年少的我，常常不自觉就张口说话。只要一开口，老师就是一个耳光，说：“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佛殿、教室里，你有资格讲话吗？”对的，我没有资格讲话，所以经常一年半载不开口说话。
在这种严格的教育下，虽然不是绝对没时间看书、写字，只是当时正逢中日之战，寺院里连饭都没得吃，根本没有钱买笔和纸，甚至连铅笔都没有见过，更遑论写书法了。因此，对于写字，虽不完全是外行，总不能算会写字的高手。
早先刚到台湾时，虽然没有写毛笔字，但因为教书的关系，要在黑板上写字。又因为要编辑杂志、写文章，常常要写钢笔字。《释迦牟尼佛传》、《玉琳国师》的草稿都是蘸水钢笔写成的，现在还存放在佛光山宗史馆里。
这就是我整个写字——所谓写“书法”的历史了。
60年前，我住在宜兰雷音寺。这是一所“龙华派”的小庙，后来经过我的努力，拆除重建，楼高4层。但建成以后没有经费粉刷装修。一年又一年，就这样将就供信徒礼拜。
每年一次的“佛七法会”，总觉没粉刷过的殿堂太过简陋。我就购买最便宜的“招贴纸”，写一些鼓励人念佛的标语贴在墙上，稍微美化一下佛堂，大概每次都要写到100张左右。
那时候也找不到书法家来写字，不得已只有自己动笔。虽然感觉自己不成字体的这许多字不能见人，也没办法，“求人不如求己”。字贴在墙上，自己都不敢去看。
就这样，我在宜兰住了26年。26年的“佛七法会”，我每年都要写一次标语，自觉平常并没有练习，所以没有进步。
我觉得我这一生有3个缺点：第一、我是扬州人，乡音腔调至今改不了，尤其是多次学英文、日语，都没有成功；第二、我不会唱歌，梵呗唱诵不好，作为一个出家人感到很惭愧；第三、不会写字，因此就没有信心。所以我后来经常对人说，你们不可以看我的字，但可以看我的心。我心里还有一点慈悲心，可以给你们看。
大约是1980年代，我在台北弘法，住在民权东路普门寺。一次寺里举行“梁皇宝忏”法会，因为寺庙很小，除了佛殿，很少有走动的空间，我就坐在一个徒众的位子上打发时间。
刚巧这位徒众在桌子上留有毛笔、墨水、砚台，我就顺手在油印的白报纸上写字。这时有一位信徒走近我身旁，悄悄递给我一个红包。我一向不大愿意接受信徒的红包。我在普门寺进出，就算是和信徒讲话、说法，也都是从后台进、后台出，没有和信徒有个别接触。这一次这位信徒终于找到机会从我身边经过，把红包递给我。我打开一看，赫然10万元新台币。我赶紧找人把他叫回来，要退还给他，他怎么都不肯。那样的情况下，拉扯也不好看，我就拿起手边刚写好“信解行证”4个字的一张纸说：“好吧！这张纸就送给你。”我想，应该有个礼尚往来才是。
得到这张纸的信徒，把它拿到佛堂里跟人炫耀。在佛殿里，大约有400人在拜忏，听说这件事，也想要我送他们几个字。这位信徒就说：“我是出了10万元供养，才有这张字的。”信徒们基于信仰，平常除了听法以外，也不容易跟我建立关系，纷纷藉这个机会说：“我们也要出10万元，请大师送一张字给我们。”
信徒的盛情不好冷落，第一天我就写了400多张字。因为平常没有练字，写得我手疼腰酸背痛。第二天，又是一场法会，也有400人左右，又纷纷前来跟我求字，也是以10万元作为供养。
就这样，我忽然收到好几千万(记不清当时的准确数字了)。我从小在寺院长大，没有用钱的习惯，忽然有了这么多钱，怎么办才好呢？我这一生，与其说是一个和尚，不如说是一个办教育的人，那时正好在美国洛杉矶准备要筹建西来大学，就把慈庄法师找来说：“这些钱够你去筹备了。”不管字好与不好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，我可以藉由写字的因缘，写出一个西来大学，鼓励了我对写字的信心。